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自那时起，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改变。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全国首次选拔100人出国留学，当时我已经38岁了，从头开始攻第二外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怎能退缩？通过了德语这一关后，我顺利前往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现在回想起来，深切感到，1978年，真正带给国家一个“科学的春天”，给广大知识分子开辟了广阔前景。

　　求学海外期间，“振兴中华，责无旁贷”这八个字一直激励着我。在德国，我是第一位获得博歇尔奖章的中国人，我觉得，荣誉不仅仅属于个人，也属于祖国和这个时代。

　　1981年，作为中国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我回到国内。几年后，我在东南大学创建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并担任了第一任系主任。在我47岁时，开始担任东南大学校长，我深感重任在肩。在东南大学的10年里，我深切感到党和国家对科教事业越来越重视，投入越来越多。在科研上，国家建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创立了基金申请制度。这样我才能在建立新学科时申请到了自然科学研究重点基金，用于生物分子电子学的基础研究。

　　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期间，我分管高校科技、外事留学等工作。当时国家教委建立了国家留学基金会，实施“春晖计划”，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我发现，国力增强了，科教事业发展了，留学人员回国的越来越多。

　　2001年，教育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倡导、发起和推动的“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实验，是促进我国幼儿园、小学科学教育发展，实现素质教育目标的一项重大教育改革计划。我参与倡导并具体实践这一项目，不仅获得国际儿童科学教育奖，还承担教育部小学科学教育国家标准的修改任务，推动国家早期儿童发展政策的研究。

　　回首30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春风，就没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