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连听着都飘溢温馨的“奶粉”二字居然会与“杀人”联在一起！这是何等令人震惊的事件。

    遗憾的是，类似事件在中国可以说是一再发生，从注水的猪肉到假药，一直到今天的“杀人奶粉”，不良商业行为可说是始终黑潮汹涌，以至许多人终于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可以说，凡是有利可图的，凡是有可能变现的，凡是稀缺的，在中国都有可能是假的。

    人们不禁要问：这难道就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吗？越来越多的人们正睁着迷茫的眼睛，希望搞清楚像“杀人奶粉”之类的现象是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类似乱哄哄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会持续多久，放弃了良心和道德诉求，只讲利益追逐的中国市场经济会不会一朝修成正果，在废墟上生发出良好秩序来。

     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则会看到，这样一场市场经济的深层理念危机不仅已出现于中国，也在全球漫延；不仅出现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也出现于发达国家；不仅遭到普通百姓的批评，也遭到大牌主流经济学家像斯蒂格利茨这样从左边，以及阿马蒂亚·森这样从右边的质疑。尤其是经济学的金科玉律——“理性人”的最大化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可自动导致市场最优，先是一再受到其他社会学科的激烈批评，而现代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开始对此予以深刻的反思和怀疑。

    例如，对于由国际组织倾力推销和推动，上世纪90年代快马加鞭如今蔚为壮观的全球化，斯蒂格利茨指出了其中许多“失灵”的问题所在：如全球化在减轻贫困方面没有获得成功；全球化也没有确保稳定；全球化可能存在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等等。而阿马蒂亚·森的批评则更加严厉。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森严厉地指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杀人奶粉”事件连同美国的“安然事件”，拉美的金融危机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当所有这些市场经济的伤口齐刷刷暴露于世人面前时，市场经济的赞歌已不可能向过去那样嘹亮。而人们，也就需要对已有的成见作更加深刻的反思。其中包括重新思考“义利观”，以及反思经济学是否在过去扮演了“厚黑教主”的角色，以及如何从不同的层面重建社会信任等话题。

    在这些方面，笔者惊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如今亦正转向更深层次的思考。如茅于轼教授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最早撰写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杨小凯教授和我几年前就转向了对于宗教与经济制度的研究，林毅夫教授精研《老子》。甚至在一些热烈推崇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中，笔者也看到了对于主流认识的偏离。比如，张维迎教授在其《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中，已不再相信市场可以内生出信任，相反，指出建立于市场的信任需要借助于“提高教育水平”以及“复兴中华文化”这样的举措—— —因为，教育可以通过内在化社会道德规范而形成人格信任，所谓“知书而达礼”是也。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从市场经济运行的最深层的观念制度层面来思考完善市场运行之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