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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 / 斯人
每天半夜我都会从梦中醒来。自从1998年因病双目失明以后,我的处境无异于整天呆在梦里。我有块盲人用的语音提示手表,塑料的,是一位肢残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已经陪我四年多了。我碰了碰按扭,一个有点变形的女声说:凌晨三点三十五分。果然没错,一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准会不由自主地醒来。现在我醒来了,现在我干什么呢?
我感觉眼睛有点疼,是左眼眼球内侧靠上边的地方,有种异物压磨的感觉,胀乎乎的,像要突出眶外了。眼睛变黑以后,我不愿再想眼底出血的事,黑暗已经把什么都挡住了,出不出血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只想摸到那瓶止痛药,只想让疼痛立即终止。药就放在茶几上,我小心翼翼地摸过去,可还是碰翻了什么东西。巨大的声响把我吓了一跳,也把隔壁的母亲吓醒了。她大声喊我的名字,然后儿呀儿呀地跑过来,直到我歇斯底里地跟她嚷着:没事没事你出去出去时,母亲才又回到她自己的屋子里。眼睛这时候反倒不怎么疼了,我大睁着眼睛,看着面前的黑暗世界,心里觉得有点空虚。干嘛要跟母亲生气呢?是我不小心碰掉了东西才把她惊醒的呀,我想过去跟她说一点什么,哪怕只是句平平常常的问候,可就是没有那样做。
这时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很小心很谨慎的样子:你那屋里的灯没关。我把灯关掉,手里还抓着那个没有打开的药瓶。这时我想,昨天我一夜没有关灯,我是在光明中睡着的,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想起瞎子点灯白费腊这句话来,眼前的黑暗似乎更黑了一些。要是在白天,我准会毫无顾忌地大喊一句什么,比如“啊呀,命啊,去死吧”之类的话。我常常那样做,毫无顾忌,像要把什么全都发泄出去似的,现在全楼的人都在睡觉,我只能把气憋在心里,这种想喊又喊不出来的滋味真是难受。
从南屋到北屋要经过一段走廊,按照正常的步点,正好是十步,我数了几千几万遍了。我穿上拖鞋,尽可能轻声地绕到北屋去,母亲用更轻的咳嗽声告诉我,她醒着,并且正看着我,这样我的轻声走路就显得有点多余。我使劲地关上门,把母亲的话也关在里面,母亲好象在说:别碰了什么东西。我把手抬到胸前,那样我就可以挡住前面突然出现的东西。现在我摸到了北屋,我还顺利地坐到了转椅上。我的对面是我心爱的电脑,我可以开始我的工作了。
前年冬天我买了一部电脑,我在里面安装了一套盲人语音软件,我现在所谓的工作,就是在语音的指导下,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自己的想法敲进电脑里,然后再由与我相恋七年的女友莫莫或者侄儿董旭把它们整理成文稿,然后把它们打印出来,再然后把它们寄到报刊杂志上去。当我听到电脑里传来熟悉的提示铃声,当我把注意力转移到昨天正在写的那部小说上去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乐。眼睛好的时候,我的打字速度应该在每分钟七八十个字上下,现在我是真正意义上的盲打,速度也绝不低于每分钟五六十个字吧。这是让我非常自豪的,要知道,跟那些用电脑创作的朋友们相比,我一点不逊色于他们,我用的还是五笔字型输入法呢。我计算一下,从现在到吃早饭,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如果顺利,我是可以把小说的第三章写完的。我坐在电脑桌前,脑袋里空空如也,突然就没了感觉。我把昨天晚上写的一千多字重新听了一遍,越听越感到陌生,这是我写的吗?什么破玩意,犹豫了半天,我还是下决心把它删掉了,写的时候挺费力气,删的时候居然这么容易。
在我的硬盘中,有一个专门用于我个人写作的文档,一共排列了七八个子目录,里面分别放置了我写的小说,散文,随笔,诗歌,日记,还有其它一些分不清体裁的东西,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字。而在另外一个目录下,我安装了许多文本书籍,至少有五六千册吧。我用盲人语音软件,找到董说的《西游补》,听那个电脑里的声音毫无感情地给我读着,一直到母亲喊我吃早饭,一直到窗外传来行人走动说话问候的声音。我按了电脑里的时间提示,是早晨八点零九分,这么说白天已经来了。我站起身子,望向窗外,那里仍然是一片漆黑,只有眼睛的边缘地带,还隐约可见一些光点,随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说过,对我而言,黑夜永远比白天多。
莫莫来电话,说今天不来了,她接了一个广告,要替人家去录点资料。这样也好,我可以安心听电脑里的小说,或者找找感觉,把那个小说的第三章弄完。我为自己定的目标是:今年完成一到两部长篇小说,再弄一部随笔集,再争取把第四本诗集自费出版了。如果我对自己的要求还不算苛刻的话,那这个努力也应该算得上签约作家的最低要求了吧。也许我更在意的是写作本身,给不给稿费,或者给多少稿费,对我并不十分重要,可要是没有写作的生活,那真跟死了差不多。我总是提到死,不是我愿意那样想,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他的生命就是建立在文字上的呀。
一上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眼睛也没有再疼,除了听完董说的十回小说外,我还先后接到了三个电话,然后又打出去了三个电话。有人说盲人的电话费普遍高于常人,这话一点不假。这个上午没有什么不同,是四年多来任何一天的翻版。每天都以同一种方式渡过,跟在监狱里有什么区别吗?我最习惯的行走姿态,就是在不到十二平的北屋里画圈圈。我要躲过椅子和音响,我要躲过书柜和茶几,这样一算,还不到六步呢。就是说我的房间比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里写的那间牢房还要小,是黑暗把我给囚禁起来了吗?
下午我的小说刚刚写了八百字,来了不速之客。是位比我小十岁的文学青年,也是我比较害怕的那一种人。他果然在一大堆董老师好董老师身体怎么样一类的问候后,拿出了他的一摞手稿,然后一段一段读起来,还谦虚地让我这位根本不认识的老师给他挑挑毛病。等我好歹把他对付走了,母亲忙过来看少了什么东西没有,因为以前发生过这种情况。还跟我说:以后不认识的人别让他进你这屋里。可我也不能不见人啊,我已经五天没有出屋了你知道不?我又跟母亲大声喊起来。母亲退到自己的小屋里,我的愤怒一点点平息下来。我怎么又发火了呢?即使我的眼睛永远看不到东西了,看不到这个世界了,那也不能成为我对母亲发火抱怨的理由啊。我蹲在地板上,吸掉了烟盒里最后的两支烟,然后摸到小屋里,没事人一样,坐在母亲堆满破烂东西的床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母亲说说闲话。母亲的床上,永远是一大堆破烂,针头线脑儿,一不留神就会扎到手指头,我一坐到床上,她就把那些东西归拢到紧里边。我靠在被子上,母亲把枕头垫在我的脑袋下,她的嘴里在唠叨着什么,可能是害怕我听见吧,故意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子。我就在她的絮叨声中,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医生说有眼病的人,一般都爱睡觉。
我从梦中醒来大概是晚上六点了,趁母亲做饭的时机,我又摸回北屋里,听上一会音乐。我喜欢音乐,别人都说我长得像张雨生,其实我最喜欢齐秦。我把光盘放进机器里,然后小声地跟着哼唱,我觉得自己唱得满投入的,那首《沉默是金》我不知道唱过多少遍了,唱歌是我放松心情的最好办法之一。另外的办法还有吸烟,喝酒,跟莫莫牵手逛大街,跟知心的朋友贾雪松徐欣小苗等人去喝喝茶。或者用一个字组词,这种小孩子玩剩下的东西,不知给我带来多少快乐呢。我不总是痛苦和伤感的人,我也会自己给自己解闷儿玩。
晚上八点,莫莫又来电话,我听出她是在外边打的磁卡,问她怎么没回家,她说单位临时加班。我的心立刻悬起来,她一个女孩子,去单位的路上又比较黑,实在让人担心。我叮嘱她几遍,还是放心不下,要她到单位再给我打电话过来。这要是在五年前,我准会亲自送她去上班的,可能还会揣上一把刀子,现在想都不能想了。烟也吸完了,莫莫是不让我过多吸烟的,虽然她不想让我生气,有时还主动给我买两盒,可她与我的约定是,每写完一篇东西才能吸上一支。我在抽屉里摸了半天,确信果真没有烟了,我就那样坐着,一坐就是半个小时,不知道脑袋里想着什么。直到莫莫打来电话,她很轻松地说:我顺利到达了。你在做什么老头子?她从确定了关系那天起就这么称呼我,你还真拿她没办法。没事儿,我就要睡觉了,你小心点儿。我平静地对她说,其实我这时心里一点也不平静。
我再一次打开电脑,胡乱列了个题目,顺手就写。我的许多小品或随笔就是这么完成的,有时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激情写作,还是在命题作文。两个半小时以后,我有了一篇题目叫《解读夜晚》的随笔,觉得还挺满意。我确信没有开灯,摸着黑钻到南屋里,母亲轻微的喘息声转变成问话:你还不睡呀?我把被子抱你那屋去了,晚上睡觉时你多盖上点。我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轻轻地带上了门。在黑暗中,我把被褥铺好,然后钻到里面,真凉呀。我听见母亲在外屋低低地咳嗽了几声,然后她披衣去了厕所。在我的想象中,母亲永远是她七十岁那年的模样,其实那时她就已经老得不象样子了,没有一根头发不是白的。我的父亲与姐姐早在十几年前分别过世,那种打击对她是可想而知的。她要不是为了我,可能早就倒下了,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也真难啊。她不是也患上了老年性白内障吗?可不能再往下发展了,明天就让莫莫给她带点药来,就明天,不能再拖延了。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惹她生气了,其实每回她都是在忍让着我呀。等母亲摸摸索索地回到床上,我站在门口,对她说:妈,你也多盖点吧,你这屋更冷,要不你把电热毯铺上?妈铺那东西上火,你快去睡吧,明天早晨我给你做面条吃,我还给你留着骨头汤呢。母亲知道我最爱吃面条,尤其是她煮的骨头汤面,她这么一提醒我,我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我一个大男人,怎么不能多替母亲着想。也为她多做点事情啊。还是多写作品,多多挣钱,少让她操心受苦吧。
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茫然不知,梦里我又去了医院。梦见自己在医院的办公室里写小说,用的还是单位带名头的医嘱记录纸,那种纸的格子太密太挤,我一边往里面写字,一边报怨这是什么破玩意呀,弄得我越来越看不清。我又去领别的纸张,结果还不如这个好,那格已经密得没有缝隙了。这时,我突然想起自己是看不见东西的,怎么又看见了呢?难道这是在梦里?一有这种想法,就知道是在梦里了,于是就大睁着眼睛,想把自己写的字看清楚,结果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梦就醒了。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死了吧?不,是活着呢,我还在喘气呢。
我在枕头边上摸到那个手表,那个熟悉的女声告诉我: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三点二十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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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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