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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 / 沈星

从上小学起，我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填写个人履历表，因为其中总是有“家庭成员”一栏，让我心里发虚。几乎每次把填好的表格递上去时，我都会遇到一次审视，让自己感到又做了一件对人不起的事情。进中学的时候，当我把又一份这样的表格交给班主任时，她问过我两句话，一句是：你跟你妈妈姓？我说是的；第二句是：你爸爸呢？我说我没有爸爸。我记得当时她也将我扫描了一次—— 哦哦，仿佛心里多少有了一点底。果然，后来她单独找我谈话，给我作了一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教育，使我非常感动。
很长时间，我都是这样处理我爸爸的，仿佛只要这样，我就可以妥善解决很重要的“政治问题”。其实，一个人怎么会没有爸爸呢？我只不过是根本不晓得他是什么样子而已。1958年我三岁时，他和母亲离婚，原因是不想让我们三姊妹受到影响。离婚时，并不像很多小说描写的那样，还有再看我们一眼或者留下一封信之类的情节。我母亲是到他当时所在单位——安化县林业局办的手续，他在监狱里签的字。而我们三姊妹，事先就连人带户口迁到汉口我外公家里并且都已经改名换姓。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亲的离婚，以及我的坚持申明我没有爸爸，都与鸵鸟的行为无异。
能够提醒我曾经有过父亲的，只有两件事：
1966年秋天，湖南高校的红卫兵开始抄老师的家。大概是9月底的一个晚上，母亲从柜顶上取下一个小皮箱，里面有一堆首饰，全是当初她结婚时，爸爸送给她的戒指项链之类，母亲将首饰装进一个小布包，第二天中午，我将小布包夹在裤裆里，游到浏阳河中间的浅滩上，把布包埋了。
1968年以前，我们家有一部单车，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物件，而且还是正宗英国三枪牌。但是这部单车常年被锁在宿舍的走廊上，从来不准我们骑，母亲说这是别人寄放在我们家的。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单车不见了，母亲说被寄放的那个人拿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就是爸爸的单车，他借讨回单车为由，想见我们一面，遭到我母亲很坚决地拒绝。
刨除没有任何记忆的3岁以前的时段，我在没有爸爸的家庭中生活了21年。我们家里——我母亲、两个姐姐和我都已经很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他已经彻底地从我们家消失了，什么痕迹都没有，没有相片、没有书信，与他那一方的所有亲戚都断绝了联系，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消息，他只存在于我们的政治生命中，以一片阴影的形态存在。
1979年，我在大学读书。记得是10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球场上打篮球，一个同学跑来说，外面有人找我。幸亏那位同学陪我一起走出来，否则我根本无法认定找我的是谁，是那位同学将找我的人指给了我。
一共是三个人，其中两个人高一点，另外一个较矮，戴了一顶草帽。高个子之一首先看见我，连忙伸出手走过来。
“是小熊吧？是小熊吧! 你好你好！”
我疑疑惑惑地接住他的手，“你好你好，我不姓熊。”
这下轮到他疑惑了，“咦？你不姓熊？你不姓熊？那你——对对，你姓沈是吧？你妈妈是农学院的沈教授是吧？这就对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看他的作派，我认定他大概是哪个县里的干部。果然，是安化县林业局政策落实办的主任，另外一个高个子的头衔好像是专干什么的。然后，主任把戴草帽的矮个子推到我面前。
“你认得他不？认得不？”
“他是你的爸爸！”
“啊？！”
我无法描述当时听到这句话时的反应，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主任大变活人似的将父亲介绍给我时，他的活生生的模样。
他当时58岁。摘下草帽后，我看见了他的秃顶，一边头发搭到另一边，风一吹，头发就吊下来，像一盆空了心的吊兰。他稍微有点驼背，越发显得矮敦敦的。酱紫色的脸上一副迟疑惶恐的笑，整个人都显得怯懦而且畏缩。
这幅样子未必也能够当“右派”？
我们就握了握手，彼此都说了一句：你好。
随后主任就张罗着吃饭，吃一餐团圆饭。在大学旁边的一个小饭馆里，爸爸颠颠地为我、主任、以及专干安排座位和碗筷，使我觉得自己才是爸爸，而他是儿子。那餐晚饭喝了很多酒，邵阳大曲。他很会喝，我也很会喝，主任和专干当然也很会喝。后来气氛就松动了一些，他开始呼我的小名，主任和专干反反复复地念叨着你爸爸惨咧，妻离子散几十年咧。主任还说第二天就要到我母亲单位上宣布爸爸已经平反并且一定要促使我们家庭团圆。这是组织上必须要安排的事情。他还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能够有什么意见？20多年前，组织上将我的父亲从家庭中“安排”出去，现在自然还是组织上把他“安排”回来。如果拒绝，那我们就会显得比谁都残忍。只是，我望着这个小老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亲人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们喝酒一直喝到学校寝室熄灯才各自散去。下铺的邹永常（他好像也是安化人）问，今天你陪哪些人在一起喝酒。
我说，几个熟人。
爸爸最终也没有能够完全融入到家庭中来，他和我母亲没有复婚，到现在也是分居两地，全靠子女来维持联系。
1979年10月份正式平反后，爸爸依旧回到安化县林业局，因为他英语不错，虽然专业知识几乎已经丢光，但翻翻资料，搞搞英语训练班之类，在县里面还是很吃香的，也清闲。不过他似乎并没有焕发“第二春”的兴趣，常常借着这样那样的由头跑回长沙来。每次回长沙，肯定提回来一坛寒菌油，在家里住一、两天，就到长沙市找亲戚朋友，坐茶馆、喝酒。星期天，则是雷打不动的上教堂做礼拜。临走的那一天，必定要我二姐为他煮十几个茶盐蛋，带上五六斤桔子或者苹果，一路吃到安化。这就使我母亲非常恼火。我母亲是个一辈子争强好胜的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颇有成就，加上当时正是“科学的春天”，她希望家人全体都像她一样扬鞭奋蹄。爸爸如此的表现显然使她非常失望。
最初，在各种各样的劝说之下，妈妈对于“复婚”其实是很认真地考虑过的，她甚至向学院要求把我爸爸调到农学院去教书。但爸爸却很无所谓。哎呀，他说，你们看着办吧，调不调反正我也只干得一两年了。他的这种态度很惹我母亲生气，认为爸爸工作上不思进取，同时也并不在乎重建家庭。复婚的事也就由此搁了下来。
爸爸后来还是到农学院教了一个学期的英语，到放暑假，外语教研室就没有再聘请。什么原因不知道，爸爸也没有问，他说这样的事情不太好问。算了，不教就不教吧。这件事使我母亲彻底打消了复婚的念头，她对我们说，他是你们的爸爸，那没有办法，但我再不能和他在一起生活，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也不习惯。他好像只对两件事感兴趣：上帝和吃。因此家里星期天出去玩或者聚聚会，他却坚持要去做礼拜；他的房里只有书桌旁一小块是干净的，别人去打扫他还不高兴；枕头和被子总是油腻腻的；他不吃辣椒，但如果菜好吃，再辣也照吃不误；我们在看电视节目时，他插进来大谈平克劳斯贝；不管到什么地方，夏天总要带草帽蒲扇，冬天总要带把“阳伞”，等等等等。
假设他从来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完整的家里，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像现在这样感觉别扭，或者，他的生活习惯和情趣是否会有所改变。
你当时为什么会看上他的？闲谈时，我们问过母亲。母亲曾经是广西大学的校花。
他当时哪里是这副样子！那时他刚从O.S.S.回校，一身美式军服，夹克皮靴，腰杆笔直，英语飚飚的。专业也蛮好，就是个头矮点。
他那时候用英语唱《铡美案》。
O.S.S.的全称是美国战略指挥作战处，应该是二战时期成立的。据说现在还在。1992年我父母到美国探亲，顺便到费城去看望我们家原来的一个邻居，邻居的女婿说，凡在二战期间加入过O.S.S.的，只要能查到档案，就可以领取400—500美元的服役酬金，他要我爸爸哪怕是出于好奇也去试试。爸爸当然没有去。你晓得那里面有几多复杂？万一又搞出个什么——莫说五百，五万我也不去。
爸爸极少“讲那过去的事情”。有关他的遭遇，我只能通过陆陆续续的闲谈拼凑完整。他于1941年考入广西大学农学院，当时在柳州。1943年，衡阳沦陷，广西岌岌可危，广西大学搬迁到贵州溶江。他和十几个同学没有随行，而是打定主意要到重庆去为国效力。辗转7、8个月后，1943年11月终于到达重庆。到重庆外事局报到后，被分配到昆明外事局。在昆明通过体检和四个星期的英语培训，于次年被分配到O.S.S.。
据说O.S.S.当时在昆明基地有800架飞机，11个团。经过跳伞和射击训练，爸爸被分配到伞兵突击队，准备空投到敌后，给日本人最后的打击。但仗没有打成，日本鬼子投降了。他拿着一张“光荣退役证”回到广西大学继续读书。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和我妈妈认识的。
也就是这一段经历，为他后来的命运准备了材料。
他其实并不是右派，是在“打右派”运动中打出来的历史反革命。抓他的时候没有任何征兆，就是在某天下午，一辆吉普车开到门口，手铐一铐，就进了监狱。马上就被判3年劳教。3年劳教的地点分别是安化、常德、津市、株洲、津市。1961年在津市解教。由于已被开除公职，被遣返回长沙。他找了份临时工作，开始时搞搬运，后来看守仓库，他就一直蜷缩在这个位置上，胆颤心惊地捱日子，至于家庭、儿女以及自己的现时与将来，他都交给上帝安排，想都懒得去想了。
1986年，爸爸66岁，从安化退休回到长沙，在樊西巷租了一套基督教三自革新会的房子，独自一人住在那里，除过年过节外，并不到我妈妈那里去。那套房子光线很差，里屋白天都要开灯，地下常年放着几麻袋木炭，搞得整个屋子邋里邋遢，依然只有书桌面前才干净点，他每天就在那里读圣经，用扑克牌开卦。要不，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
后来，我在市里买了房子，就把他接过来一起住。
现在，爸爸已经82岁了，生活中依然还是上帝和吃两件事，他还很会吃，只要我做了好菜，就可以给他带来好情绪。有一天，我大姐的女儿霞霞问他：外公，你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喜欢吃的？他想想说：我是有脚的不吃板凳，有毛的不吃掸子。引得大家一阵发笑。
但我知道，有两样东西他不吃，南瓜和红薯。
他说过，那三年劳教中间，南瓜和红薯，硬是把他吃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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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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