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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将小说绣在鞋垫上 / 雅良

赵雅良。笔名雅良，1980年3月30日出生在山东。
现居北京。家庭成员有父亲、母亲和三个姐姐一个哥哥。

从我长成15岁的花季少女以来，一直是这样，我用诚实的劳动所得养活自己。
当其他同龄少女在父母眼前撒娇的时候，我已经在社会这所沉沦的大船上品尝生活的甜酸苦辣了。
若干年来，我干过宾馆服务员、图片社收银员、图书设计、文案策划等等。
我的内心过早成熟起来。
“希望新年的第一天,人们的身上都长出天使的翅膀。”

这是我的中篇小说《飞着去上班》的题记。小说叙述的是我飘在济南时的一段打工经历。不过，千万别误会，并没有专机供我享用，我的肩膀上也没有生就一对天使的翅膀，飞起来只是一种愿望而已，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日梦患者。
至今，我仍飘无定所，以梦为马。
说真的，我厌恶上班，厌恶成为那些大肚皮资本家的雇佣者。但为了生存，每一个人都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从我长成15岁的花季少女以来，一直是这样，我用诚实的劳动所得养活自己。当其他同龄少女在父母眼前撒娇的时候，我已经在社会这所沉沦的大船上随着风浪的颠簸，开始品尝生活的甜酸苦辣了。若干年来，我干过宾馆服务员、图片社收银员、图书设计、文案策划等等，还好，这些年，我遇到过一些有趣的人，在他们当中，有的人对我的生活和未来的日子产生了不同寻常的作用，使我与文学艺术为伴，并使我的内心过早成熟起来。
打住，我原本并不是要说这些的。
言归正传。
《飞着去上班》首先是我的一个中篇小说，现在又有了一个综合了行为、装置、录相的观念艺术作品。说自己的作品是最没意思的事，也说不清楚。有兴趣的还是找机会先看看我的小说吧。现在，我只想说说写这个小说的由来。
2000年底，我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具体给一本名叫《新生活》的广告杂志做文案策划，我的上司与合作者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大女孩，同一个部门还有一对正在热恋的鸳鸯，另外还有密斯特常了，他们都是我这个小说中的原形。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惟有公司的老板我不太喜欢。也许是出于偏见吧。这个看上去年近四十的男人城府很深，他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兢兢业业地研究制定着一项项处罚员工的规章制度，并不时的用他鱼雷一样的双眼巡视着他的雇员。
想想吧，冬天，早上6点钟，正是做梦的时间，一个从温暖的被窝里被赶到匆匆的上班人流中的人是多么的不幸啊。上班点名的时间就要到了，而拥挤的公交车仍像乌龟一样慢慢地在雪地上爬行，这不是明摆着要被可恶的老板炒了吗？我想到了飞。我要“飞着去上班”。
飞翔的感觉很好，而速度有时却是个可怕的东西。在这个竞争着的加速运转的物质世界里，速度几乎决定着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位置。只有让自己保持飞的速度才能不被时代的车轮抛在后面。然而，飞，但要缓慢地品尝生活，才是我所想要的。这是个可望不可及的理想。
一个人在虚构的文学艺术的世界里能真正实现自由飞翔的梦想吗？
构思已定，小说很快就完成了。奇怪的是完稿之后我很快忘了自己写的什么了。懒得再看一遍，管他呢。接着要考虑的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我像脱掉一件陈旧的工装一样辞去了在济南非要“飞着去上班”不可的那份工作，卷起行李一转身飞到了北京。
北京太大了，大得使我感到自己象一只迷失在水泥丛林中的幼鹿。我知道，要在这个城市里生存下去，就要尽快地认识熟悉这个城市。
为了另外一次梦想中的飞翔，我已经花了我一年多的积蓄在语言大学报名从ABC开始学到了第二个学期。
1月4日，我应付考完试，踮着脚匆匆赶往我做兼职的公司——星巴克咖啡公司。我为这家公司数家咖啡连锁店做账。记得那一天是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大楼的厅堂，街上依然灯火通明。我慢慢地走着，我的脑子里忽然闪现出我的小说里的一句话:“在空无一人的街头，我不由自主地伸展开双臂，双脚慢慢地离开地面，我飞了起来……”。这时，我的脑子里呈现出一堆模糊的影像——黄昏中的天空中，飞翔着的人群，飞翔着的双腿，飞动着的脚……这可能是后来将三万八千字的小说手稿《飞着去上班》绣在890只红色鞋垫上的最初意象。
寒假的第一天早上，我和来北京看我的朋友X一道乘上了回家的列车，路上，我向X说了我要做的作品的想法。她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我：你卖鞋垫啊？她说。我说，也许。
在济南转乘大巴，下午三点多，我一个人又回到了我熟悉而亲切的老家——临沂。仍然是姐姐到车站来接我。
“我要看看你绣的鞋垫。”
“什么鞋垫？”姐姐被我劈头盖脸的话弄了个不知所以然。好在姐姐早已经习惯于我的一惊一乍和奇思怪想了。我给姐姐认真谈了我的想法，她像往常一样只是亲昵地说了一声，从哪里来的怪念头，便用车驮着行李边走边和我聊着把我接回了家。
当天晚上，吃过饭，姐姐把她绣有好多好看的花鸟鱼虫鞋垫递给我，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欣赏姐姐精湛的绣花技艺。
“很可惜，我并不需要绣这么多图案，只要按我的手书字迹绣出来就行。”我不无遗憾的对姐姐说。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发动全家人投入了这个令乡里乡亲们都大惑不解的工程中。
老爸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对他的三姑娘（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按女性排行，我是老三）总是惟命是从。他相信他的小女儿是一个天外来客。本来嘛，我是一个计划生育外的“不准出生的人”，我的小名就叫“划”。天知道，父母干嘛非要我送到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呢。我猜想，老爸也许一直在心里嘀咕着：划不会是在北京生活有困难，想弄些土特产换些零花钱吧。平时爱唠叨的老爸现在却有些沉默不语，只顾按照我的吩咐忙合着。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妈先开口了：“我女儿肯定疯了，要这么多鞋垫做什么？”我使劲攥着她帮我做活磨破了的手不知说什么好，心里直在狠很地骂自己。
整整一个月，妈妈早上5点就起床，做好早饭就开始做布板，她把三层布一层一层的贴在凹上，然后用火把它烘干，一张布板大约要一个小时。然后，姐姐把它剪成一双双鞋垫。姐姐剪好一摞摞鞋垫后，妈、爸、哥坐在饭桌旁往鞋垫上抹胶水，把红布粘上，然后晾干。第二天，我便开始在一只鞋垫一只鞋垫上面开始抄录那密密麻麻的三万八千多个汉字。直抄的我眼睛昏花，手腕发麻。
最后的刺绣工作，不仅全家人都参与了，而且一些远亲近邻也成了我的帮工。进展顺利。一摞一摞的，绣好的鞋垫渐渐越摞越高。爸爸成了一个很好的后勤人员，他每天帮我把绣好的鞋垫整理好，并且戴上他的老花镜认真地读起上面绣的小说，还不时纠正我的错别字，从第一只到第八百九十只，他一一看了一遍。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这项特殊工程差不多快要结束了，我们家因为这件事成了镇上的一件广为人知的新闻。平日来往不多的人也借机来看热闹，家里一时成了一个供人参观的加工厂。各种传说也像生了翅膀一样传遍了不大不小的镇子。
“老赵家的三姑娘划了不得了，在北京开起公司来了。”
“听说穿上划家做的那些鞋垫能飞起来！”
“三姑娘怎么在京城里混的犯精神病了，折腾起算命的符咒来了。”
“别看三姑娘小，生意可做大了……”
2月22日，我准备带着满满两皮箱鞋垫起程回北京。临行前，家里来了好多人，他们摆弄着一摞摞红色的鞋垫说：“你干脆在我们镇上建一个加工厂算了，我们来绣，你拿出去销售.”。我半开玩笑地对大家说：“好啊，我当厂长你们可要听我的啊”。似乎是他们的话提醒了我，在将这部鞋垫小说手稿作为装置展出之前，是否可以以“直销”的方式做一个行为？
我改变了先前的计划。第二天，我首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济南。2月26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乘着济南泉城广场举办舞狮大赛之际，我以“直销·文化鞋垫”为名，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中央实施了这个行为。现场热闹非凡。遗憾的是鞋垫一双也没有卖出去，却被拥挤的人群顺手牵羊地颠走了若干双。公众对这个行为的热情和疑惑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在场的记者争先恐后地对我进行了现场采访。随后，济南几家报纸同时以“行为艺术亮相泉城”为题介绍了我这个“卖高价鞋垫”（一双鞋垫定价为108元人民币）的行为事件。
接下来，我先后又在济南贵和商厦与北京健翔桥与国贸等多处公共环境中装置了这些“文化鞋垫”，并以录相方式记录并最后剪出了一个不到十分钟的短片。在这些实施行为的现场，观者同样对之投以热情和热切的关注。也许，我们的生活太过于平庸正常了，才使得行为艺术得以产生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吧。
这个作品是一个可持续实施的未完成作品，正如我的朋友高氏兄弟在他们评论我和另外一位年轻艺术家韩涛的行为艺术展的文章中说的那样，我努力尝试把文学（小说）与艺术（行为）合而为一，将两种异质的表现手段通过行为的转换融为一体，并在此行为中多层次的表达我对生活与艺术的感受。我希望我的行为是一种纯粹个体化的实验，一种将文字游戏与行为游戏置于相互的关系结构中的游戏。成败无所谓。还会有更有意思的游戏，我相信。
7月，这个作品将会在广州美术馆张朝晖策划的“新都市主义”当代艺术展中展出，有录相，还有图片和现场装置。现场是一个未知的场所，它对我有一种诱惑。也许我还会在另外一些地方展示它们。我不知道我对这个行为作品的兴趣还会持续多久，之所以仍对它有所期待，是想看看在另外的场景中，它还会引申出什么样的话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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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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