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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的自述 / 安然

记者有时爱提些近乎无聊的问题。有一次在采访中问到纳博科夫的声誉是否给他自己带来不利，他回答说，是《洛丽塔》有名，不是我有名，我是个连名字人家都发不好音的无名小说家。
这自然是一种辞令，里面也不乏一种沾沾自喜的意味。事实上，真正给纳博科夫带来一流作家声誉的倒不见得是《洛丽塔》，但这部作品的确使他大大出了名。正像一个记者在提问时指出的那样：《洛丽塔》在美国的出版，使纳博科夫的“声誉和财富一夜间如蘑菇云般陡增”。就这点来说，几乎比得上任何畅销书。
《洛丽塔》写一位中年男子对一个十二岁少女的恋情，这当然是一种畸形心理，也使书中弥散着一种色情的气味。这部书一度被作为禁书，这也是它创造出轰动效应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洛丽塔》确实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纳博科夫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流亡者，而不像乔伊斯那样出于某种理念或自我标榜。他原是俄国人，十月革命后到了欧洲，后来移居美国并且入了美国籍。他开始用俄文而后用英文写作。他也是一位学者，在大学里讲文学，翻译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并详加注释，竟长达两千多页。他的小说《苍白的火》就是由此受到启发而创作出来的。小说通过一首长诗和诗的注释来展开情节，故事当然是扑朔迷离，真假难辨，成为后现代小说创作中的经典之作——如果后现代也允许经典存在的话。纳博科夫除了写作外，收集蝴蝶标本也是他最大的乐趣（“我的快乐是众人觉得紧张的事情：写作和捕蝴蝶。”）
纳博科夫不善言辞，这和人们心目中大作家一定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预想大相径庭。他说，“我的词汇全在脑子里，需要纸把它们引出来。……我发表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重写的——常常重写几次。”他的访谈大都简短，但不乏精彩之处，而且流露出鲜明的个性，看得出是经过了周密的思考。有时，他的口气很大，他对《唐·吉诃德》评价甚低，对同时代的作家也颇有微词，比如，他称二十世纪大诗人艾略特够不上一流诗人，而庞德是明显的二流诗人。他贬低萨特，攻击诗人奥登和洛厄尔的翻译。当某批评家把他与博尔赫斯与贝克特相提并论时，他挖苦说，这两个人“现在红得发紫。与他们并排，我觉得自己是两个基督中间的强盗……”其实，博尔赫斯无论从影响和贡献都不在纳博科夫之下，而贝克特，与纳博科夫相比更能称得上伟大。这也许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相轻，一般文人，可以对远不如自己的文人宽容，对与自己不相上下、甚至高出自己的人却无法容忍。当然，这里面也有趣味和写作态度的不同。纳博科夫是游戏型的作家，他不关心作品中的社会意义，而任文字充满了游戏、双关语和戏仿，而贝克特相比之下，更像一个圣徒，在贝克特那里，写作不仅是出于一种趣味，更主要的是要通过写作表达对生活的绝望并试图找到人生的出路。纳博科夫显然更以自我为中心，他说一个艺术家不该管读者是谁，他最好的观众是每天早晨在刮胡镜里看见的那个人。他的小说《普宁》写一位流亡教授在美国的遭遇，虽然外形很像纳博科夫，但这位教授为人过于忠厚，又没有过人的才华，免不了处处碰壁，哪里比得上纳博科夫青云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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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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