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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见了他们 / 大卫

今天下午我去洗澡，拐出小巷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们，一共三个人。天上还飘着雪花，风有些大，他们佝偻着腰，袖着手，站在小卖部低矮的房檐下，在他们的身边是几个塞得鼓鼓的蛇皮袋子，我知道他们是民工，更确切地说，是三个准备找工作的农民。
浴室里热气腾腾的，像一个蒸馒头的作坊。给我搓背的也是一个民工，河南许昌人，干了好几年了。他的手或轻或重、或疾或徐，也许他把我当成了一块撂荒多时的土地，现在他要温习温习一下推土扬场的把式。当时我想，如果没有他，谁来清洁我的身体？我供职的杂志社有一位老哥常说是民工抢了北京人的饭碗，而他比我还清楚，如果少了民工，北京城怕要运转得不那么利索了。
那些年，城里人下乡，不管有没有学问都叫知识青年，而今的农民进城，不管有没有学问，一律被称做民工。他们来了，并不是讨回当年被偷吃的鸡、鸭、鹅，而是给城里人干活来了。
在一个城市讨碗饭吃，可真不容易，光有力气还不行，还得办这证那证的，有居民身份证还不行，还要有暂住证、健康证、务工证。女孩子的证更多了，如果未婚，请出示未婚证，如果已婚，必须有计划生育证。走在大街上还要高度提防警察叔叔，他若看你形迹可疑，肯定要看你的证件，而你恰恰是个见了村里的治保主任也要两条腿跳迪斯科的人，见了警察差不多要把他当成村长了，那么接下来你有可能被遣送回家，当然这次不叫民工了，叫盲流。
那些知识青年下乡的时候，我们何曾要他们的证件看过？即使把麦苗当成韭菜、玉米面当成蛋黄，我们不也认为这是他们书看得太多的缘故？
还没忘记那个在韩国老板面前拒绝下跪的民工，如果说他绷紧的膝盖代表了中国人不屈的尊严，怕是没人反对的。但在城里人的眼里，民工却从来没有什么尊严，别的不说，就说称呼吧，城里人一般不喊他们的名字，而是“的”来“的”去地冲着他们嚷嚷：修车的、卖菜的、送牛奶的、扛大包的、配钥匙的、送煤气的、捅下水道的、送盒饭的、做家具的、抬泥的搬砖的递瓦的修房的铺地板砖的刮腻子的刷油漆的跑线的吊顶的。哪怕他们有着响亮的名字，但也一律被城里人叫成什么什么“的”。这个“的”字就像他们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一样，是一个怎么甩也甩不掉的尾巴。
春节前我回家的时候，到一个小区找朋友，听几个老大妈在那儿闲聊，她们说什么防火防盗防民工。我明白了，她们这是怕民工抢几个过年的钱，但她们就是不知道，这些被逼无奈的民工正是因为黑心的老板吞了他们的血汗钱，才铤而走险的，何况他们是民工中的少数之少数。即使拿到了一年的血汗钱也舍不得花，回家之后，这些票子就有相当一笔变成村干部账页上的“三提五统”了。
这篇文章越写越觉得跑题了，原先谈的，是我洗澡的路上遇见的三个人，怎么扯出这么一堆既散且乱的话题？这台电脑也不大听话，光标窜来窜去的，像一个没有找到工作的民工。对，没有找到工作，我是说那三个人，洗澡回来的时候，我又看见他们了。雪下得更猛，风也跟着起哄，他们身边多了一个女人，不，多了两个人，因为那女人的怀里还搂着一个小孩子。他们依然佝着腰、低着头，依然站在小卖部低低的屋檐下，我经过的时候，不知是冷极了还是没找到工作寂寞得难受，他们使劲跺了跺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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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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