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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反感纪实文学凭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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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6月16日16时26分 来源：星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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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小传:
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１９４０年生于浙江温州。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１１岁起发表诗作，２０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２１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
系列长篇“四人帮”兴衰——《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陈伯达传》；
《１９７８：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
长篇自传《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以及《陈云之路》《胡乔木传》《行走美国》《行走中国》和记述美国“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的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等。
有人以为有两个叶永烈，《十万个为什么》是我成名作
记者：许多人对您的印象还停留在《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上，“沉寂”多年，您在忙什么？怕不怕被人遗忘？
叶永烈：其实我倒感觉刚好相反，有人根本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两本书是我写的，他们只知道叶永烈是一个写纪实作品的人，比如《江青传》、《红色三部曲》，他怎么会写什么小灵通那种“不严肃”的作品？甚至社会上有人以为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叶永烈，（笑）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肩膀挑着历史，一个肩膀挑着未来。
至于怕不怕被人遗忘我倒没想过，今年的全国书市上有我三本书：《傅雷与傅聪》、《梁实秋与韩菁清》、《每一个孩子都能写作》，每本都卖得不错，有的已经再版了。
记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您就是超级畅销书作家了，如今放眼文坛您感觉还是那个叶永烈的时代吗？毕竟文学新人辈出。
叶永烈：我曾在不久前为《新民晚报》撰文《走进新时代，写好畅销书》，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不认为这是某一个人的时代，而主张每个作家都应该写畅销书。如今全国的出版社就有四五百家，各种作者更是无以计数，每年出版图书１５万种，所以要写成畅销书并非易事，像《十万个为什么》这种自１９６０年出版至今已印刷过上亿本的书更是不多见了。
记者：《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对您的写作之路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吧？
叶永烈：是的，那是我的成名作，当时我才２０岁，正在北大读化学系。但那不是我的第一本书，第一本是１９岁时所写《碳的一家》，是少儿社出的，当时的责编是曹燕芳女士，也是她比较欣赏我的文字并邀请我参加《十万个为什么》丛书的写稿工作。其实从１９５９年开始，曹燕芳已组织一批中学教师在写化学分册了，已写了不少内容。当她发现了我之后，叫我试写几个。我试写了五个“为什么”，寄去之后，立即得到她的肯定。于是，就叫我大量写。当时，我并不知道好多题目已有人写好，便按她寄来的条目一个个写起来，后来她竟都采用我写的文章，以致在化学分册中采用了我写的１６３篇，全册只有１７３篇——只有１０篇是别的同志写的。
１１岁发表处女诗，一生中有三位恩师
记者：曹女士可谓起到了伯乐的作用，是您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叶永烈：我的一生中有三位恩师，其一是杨奔先生，其二是曹燕芳女士，其三是高士其先生。这三位中两位先生都已过世了。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真的是这样。
杨奔是我１１岁时发表处女作的编辑。我在浙江读小学时每天都要经过《浙南日报》社，报社门口挂一个投稿箱，我很好奇就投了首诗，不久居然收到了编辑的信说稿件要发，鼓励我继续写作。那封信写于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８日，而十天后那首名为《短歌》的诗果然见报了。我还得了８０００元稿费，那是旧币，相当于现在８角钱吧。可高兴坏了的我不知道那位编辑的名字。直到１９８０年我去《温州日报》（由《浙南日报》改版而来），拿着那封信让所有人认了一圈，才被确定是杨奔先生所写。又过了七年，在温州苍南县我才见到了头发已变白的杨先生。
在高中时，读过《高士其伯伯的故事》，知道高士其是一个与病魔、与敌人不断斗争的不屈战士。入大学后，开始写写科学小品。当时从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了不少高士其的作品，知道他住在西直门外，而我从北大进城则常经过西直门，于是在１９６０年去看望他。我亲眼看到他是那样吃力地口述，艰难地进行创作，深受感动。我觉得，他这样瘫痪的人，还坚持科普创作，我怎么不该加倍努力呢？后来我详细地研究了高士其的作品及他关于科普创作的理论，在以后的论文中多次引用他的话。
记者：您曾说自己是“旧闻”记者而非“新闻”记者，是因为写了大量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传记文学，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领域？
叶永烈：我从事的是从旧闻中挖掘出新闻来的事情，而并非纯粹关注某个人。比如江青，我之所以写她的传记，绝不只是为了描述她从一个山东姑娘摇身成为“第一夫人”的过程，而是要通过这个人来折射出那段历史。
作品涉及敏感人物，有人称我为“报批专业户”
记者：既是纪实文学，您如何看待史实与虚构的分寸把握？尤其当您的写作对象是政治人物的时候。
叶永烈：我很反感有人写纪实文学时凭空想象的写法。比如说有一本作品中，曾有一大段毛泽东和江青在住所内的对话，可是当时屋里只有毛泽东和江青两人，不言而喻，作品中那段对话是作者虚构的；有的作品动不动就写“毛泽东想”“邓小平想”，“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些非常个人的心理活动你怎么知道呢？
我的观点是纪实文学一定要立足于事实，只是用了文学的笔调而已。不否认我的作品里也有对话，可都是有出处的，我都用页下注的方式注明引自于哪本书多少页。对有争议的说法，比如毛泽东与江青初次见面的场合、周恩来是否过延河时从马上摔了下来而一只手臂受了伤等都有多个版本，我都一一加以披露，并说明哪个是我比较认同的观点。
记者：您最初写报告文学是以科普名人如华罗庚、苏步青等为主，后来过渡到写篮球名将、文化名人和政治人物，其中不少都属于“敏感人物”，比如傅聪，当时被认为是“叛国者”，写这些作品是否也有风险？
叶永烈：当然有，因为我的书多数都要经过报批的，有人称我为“报批专业户”，不少书都因此而一拖再拖甚至延迟几年才出版。比如我写的《陈云传》，在他去世半个月后就在我国台湾和香港出版了，而定名为《陈云之路》的内地版直到五年后才出来，当即就在《解放日报》连载了两个月，受到好评。所以我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
关于报批，其实这是对纪实文学尤其是以政治人物为题材的作品的一个很好的把关。我写５０万字的《江青传》时有一千多字是被指出要修改的，《陈伯达传》也有几处改动，我认为意见都提的非常中肯。但有些就让人哭笑不得，比如去年５月我写《叶永烈目击台湾》一书，出版社告诉我说，文中不许出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名字，诸如，“１９４９年蒋介石到台湾后按内地模样也修建了一个故宫”一句就非得把主语删掉。刚删完不久，宋美龄去世了，关于蒋宋二人的书大批出炉，我被删掉的那部分稿子被一家杂志抢去全文发表了，这叫什么事！
记者：有些观念也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叶永烈：对啊，比如１９８３年我的作品《黑影》曾被《羊城晚报》连载四个月，被中国青年报头条予以报道，结果被批判，而到２０００年又被评为优秀作品书系要大家选读。
记者：那么多名人虽然故去，他们的后人有没有对您的作品有异议，甚至找您打官司？
叶永烈：从来没有。首先我的书许多经过报批，符合党性原则；其次我写作比较严谨，这点可能与我学自然科学有关系。当年老师一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说：“事实是化学的最高法庭”，这一观点也在写作上影响了我。陈伯达的儿子曾自己买过好多本我写的《陈伯达传》来送给亲友，而香港一位研究党史的李国城先生，更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关于共产党的诞生》中引用我的《红色的起点》达几十处，这说明我的文字不是类似电视剧的戏说，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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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SRC-2052)
(作者：李冰)
(编辑：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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