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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抗抗：在写作中释放作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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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30日16时32分 来源：星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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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女》确实为张抗抗带来了好运：
昨天，第二届女性文学奖在哈尔滨颁奖，张抗抗《作女》凭全票成为获奖者之一；
首印１０万册，再版后一气达到１４万册的销量，受长江文艺出版社之邀，小说修订本春节前后将再度面市；
小说被改编成了二十集电视剧，女主角由袁立扮演。
谈作女：我只在写作中“作”
记者：１２月２７日在哈尔滨颁发的第二届女性文学图书奖中，《作女》是全票通过的，如今又改拍成电视剧再度引人瞩目，您为什么不自己当编剧？
张抗抗：我并非不担心别人会把我的小说改编得远离初衷，但自己实在是没时间来改编它，我应该投入新的创造性劳动。小说就像嫁出去的姑娘一样，一但交给别人，她的命运我就很难掌握了。我理解导演会根据剧情改编故事，但我不希望对作品原著精神上的歪曲。记得当时签合约时我向制片人要求过，说能否注明一条：在拍摄前让我看完剧本同意后再开拍，他们不同意，说如果这样答应了他们恐怕永远不会有开拍的一天。
记者：本来并非人人都懂的方言“作”（ｚｕｏ），因为《作女》而变得尽人皆知了，你究竟怎么看待这个“作”字？
张抗抗：“作”本身除了“不安分守己”“折腾”等贬义外，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它体现着创造力、勇于放弃与不断开始的意思，我并非为“作”字本身正名，但我认为虽然“作女”不一定成功，但成功的女性多一半是“作女”。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主张两性关系最好达成和谐，否则女性的不婚、男性的不理解只能让冲突加剧，给社会带来灾害。
记者：看来您很欣赏笔下的“作女”形象，那您对《渴望》中刘慧芳式的传统女性怎么看？
张抗抗：我本人对刘慧芳是抱有真诚的敬意的，她那种贤妻良母式的美德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其实“作女”与善良贤淑并非是矛盾的，“作”更准确指的是一种独立向上的精神光彩，而非张牙舞爪和不通人情。再说“作女”有的外表也很文静柔弱，同时她们又很有主见，比如我有一个朋友，遇到难题时她都要找我谈天，我每次劝说她什么她都微笑着赞同，但做决定时她都一声不吭按自己的方式去做，我称之为“蔫儿作”。
记者：生活中你自己是个“作女”吗？您先生支持“作”吗？
张抗抗：从理论上我先生是会支持我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关于“作女”的概念写书时他也与我探讨过。生活中我倒不是一个特别“作”的人，因为我没时间折腾别的事儿。我在青春叛逆期可能是作欲发作的人，少年时到了浙江农村，一个特别富裕的村，１９６９年每天的分值就是一块八毛钱，但我当时就是想到遥远的地方去，所以又报名去了北大荒。当时为了听山里工人伐木的号子声，我一个人跑到公路上搭上陌生人的车去山里，然后晚上点着蜡烛记下来。几天后再独自搭人家车回营地。其实每个人都有作欲，我主要是在写的过程中体现作的快感。
谈文学：身体写作不是一个坏词
记者：《情爱画廊》与《作女》中都有性爱描写，你怎么看待这种描写？是否考虑了市场因素？
张抗抗：与市场关系不太大，但我想到要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当时许多低俗小说里的性描写很让我气愤，另外也想区别于男性把女性作家对性的态度表达出来。在性描写方面男性更重视感官，女性更重视心灵。两性关系其实是美好的，性是由文化品位来决定的，我认为自己自然地传达了这种审美感受。当时市场反响强烈是我没想到的。
记者：当下的文学是否有过多的商业化因素参与？比如美女作家，身体写作。
张抗抗：身体写作不见得就是一个坏词，由男性来传达对女性身体的描写与观赏好像是正常的，为什么现在由女性自己来表达就不可以了呢？我认为只有女性能最了解自己，身体本身就是物质，气味与声音都必须得由身体感受来产生反应，否则是抽象的人。所以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写作，应该是理直气壮地来肯定。
身体又怎么样写作呢？走到极端时身体没有感觉就变成直接出售了，那当然不行，等于没有生命直接把肉体出卖了，没有了艺术性、思想与情感就不值得提倡了。
记者：你是否会关注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写作？
张抗抗：每个人都会关注身边同时代的人，我也会看，虽然因为时间原因看得少，但我认为铁凝的《大浴女》、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残雪的《五香街》、张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等女作家作品都很有特色。
记者：如今当作家好像越来越容易了，像韩寒、蒋方舟等都是少年写作的例子，与过去熬多年才成作家的现象相比，是否说明作家越来越廉价了？
张抗抗：我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说明人们的文化素质越来越高，文化出版事业也比较兴旺了，写作不是专业人士垄断的专利了，网上有多少人在写作啊！因为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能表达自己的情感、发表对生活的见解，与过去只有几十个专业作家比，现在好多了。当休闲娱乐成为人们的基本需要时，从文学作品中获取精神营养成为少数人的事情，也并不是坏事，因为大众都有了多元化的休闲娱乐方式。文学作品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
谈爱情：我这个年龄再谈爱情太矫情
记者：您写下了那么多女人的爱情，你还相信爱情吗？
张抗抗：我相信爱情的发生，但爱的贮存与保鲜是非常难的事，因为人本性上都是喜新厌旧的，家庭生活对爱情的磨损是非常大的。但无论将来是否要失望但爱情本身是非常美好的，像北极光一样。我有个女朋友专程到北极去看极光，极光还真的出现了，可是当时她正在地底下参观煤矿，远道而来的她却没能看到，就像爱情一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虽然爱情千古以来有理想色彩，但那毕竟是存在的。
记者：能否谈一段您自己的爱情经历？
张抗抗：这个不能谈，（笑）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谈爱情好像比较可笑矫情。
记者：那您与先生的家庭是非缘自爱情的必然？“作女”都会对爱情有完美的追求，您也欣赏这种勇于放弃与开始的生活态度，天长日久有没有想过放弃？
张抗抗：我与我先生有二十年的相处了，他是位研究理论的教授，我想我们也走过了一个互相了解与磨合的过程。人就是这么奇怪，千万人中怎么就会选择了他（她）。
再说我已经放弃过一次了，哈哈。至于是否白头到老都没有一定的答案，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存在都有合理性。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选择的空间太大了，问题是你选择什么。但相知才可能相处，两人在一起是一种相处的艺术。
记者：我知道您有一个儿子远在杭州，您觉得做女人一定要当母亲吗？
张抗抗：不做母亲的女人在某一个领域是无知的，身体和心理也未能全面开发，可能会有许多感觉上的缺陷，感觉不到对另一个人无私的牵念。
可是你要说生孩子多么有必要？我们中国人口已经那么多了，哈。
□采访手记
“作”在骨子里的女人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喜欢张抗抗《作女》中的卓尔，那个３５岁的离婚女人，她周围不乏男人，不管他们是何种身份、是否单身，她我行我素地与他们玩儿着激情交易。
坐进前往采访张抗抗的出租车里，才发现服务监督卡上写着司机的名字“张雨生”，与我曾经最喜欢的那个歌手同名。“我也喜欢他。”他说。“那你知道张抗抗是谁吗？”话一出口，我感到自己的突兀，正担心是否吓着人家，他的回答倒先吓了我一跳，“张抗抗？是谁？不会是您吧？”
两小时后，坐在现代文学馆咖啡吧，张抗抗睁大那双仍很漂亮的眼睛自信地看着我，她光洁的额头显露着智慧，只是皮肤上有些斑点让人会想到她的年龄，她已是５３岁的人了呢！“不知道我是谁？我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每个人都知道我那才怪了呢。”
那天是现代文学馆的公益讲座日，主讲人张抗抗，话题是《谈生活与文学写作的关系》。本来张抗抗决意不肯为人师出来讲创作，但主持兼策划傅光明却借夫人郑实是张抗抗《请带我走》一书的责编之便，硬是“生拉硬拽”了来。“早知道央视要来现场做节目，我就不会来了。我不想让读者老在电视上看到我，而是在我的作品中看到我。”当看到央视一帮人马，张抗抗大呼上当。因为做了精心准备，这“强扭的瓜”也甜得让人不忍离席。文学馆多功能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站在门外竖着耳朵倾听，往往会遭致冷场的提问更是大受欢迎。看着这么多人喜欢自己，证明自己仍然是走在这个时代队伍中，她显然是兴奋的，那笑声响亮甚至有一丝自豪的张扬，与许多女作家因职业原因造成的内敛甚至孤僻不同，小学五年级就在《少年文艺》上发表文章的张抗抗有几分好莱坞明星的洋派气质，更准确说，她身上有股“作”劲儿。
与我们一起吃过十块钱的工作餐，抽空换了粉色毛衫，在脸上补了点粉，她一下又柔媚了许多。十几分钟后是央视与本报的专访。虽事先并不知道对方要问什么，但面对几个略带私密的问题张抗抗只稍加思考就圆过去了，一个小时下来，竟没一点磕绊。
谈自己：
写了二十多年，每部都有新意
记者：刚才您说许多人不知道您并不奇怪，还是给读者自我介绍一下成长经历吧。
张抗抗：我１９５０年出生在杭州，１９６９年带着文学的梦想去了北大荒。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尽管作家的梦想已经破灭了，但我还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写作，我觉得写作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面，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和对人生的看法；我们当时读到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在召唤，所以我一直说我去北大荒不是被迫的，我是自愿的。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正好赶上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折和变化的时机，《爱的权利》、《北极光》，都是进行专业创作之后写的作品。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等都反映了那个时代我们的生活与理想。
到了１９９６年出版了《情爱画廊》，它是一部比较纯粹的写爱情的小说，它并非我们理解的通俗小说，它表达了进入商业时代，我作为作家应有的姿态，我想告诉大家性是美的，爱情是美的。
《情爱画廊》之后又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然后就是前年的长篇小说《作女》。
我大部分的作品就是这样，我二十多年一直在写作，但是我认为离自己的文学理想还有距离；另一方面，我在每个阶段都尝试给读者一些新的东西，这是我对自己满意的地方。
记者：您的名字往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抗抗是笔名吗？
张抗抗：不是我的笔名，也不是“文革”改的名字，这就是我的本名。我是１９５０年生的，正好是抗美援朝的时候，在那么高涨的革命热情之下，革命的词汇就灌输到了百姓的名字里面去了。我的父母也都是进步知识分子，我就被起名为“抗美”，就像当时很多男孩子都叫“援朝”一样，我一岁之前是叫“抗美”，但是我母亲很快就发现了有很多“抗美”，于是就把“美”字去掉，直接叫抗抗了。这个名字带有时代的烙印，也带有我母亲个性的选择，挺好的，带有坚强的意思，但也弄得我一辈子不得安宁，有抵抗意识。
记者：有没有特别满意的作品？
张抗抗：我不认为哪部特别满意，因为虽然它们都有特点，但都留下了遗憾，没办法比较说哪部最满意。如果说比较重要的是《赤彤丹朱》。而《情爱画廊》，开始了严肃作家对市场提出挑战，用绘画语言表述爱情的写作方式是很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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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SRC-27)
(作者：李冰)
(编辑：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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