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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文学是创造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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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23日16时30分 来源：星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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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广东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程贤章一席谈
敬畏文学是创造的开端
人物档案
程贤章，广东梅县人。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生于印尼雅加达市，六岁回国。大学中文专科毕业。１９５８年开始从事报业工作。１９７９年进入广东省作家协会，曾任文学院院长。国家一级作家，嘉应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八部。长篇小说《胭脂河》被改成六集电视剧，获中国首届松蕾杯二等奖；长篇小说《青春无悔》获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文艺图书二等奖；长篇小说《神仙·老虎·狗》获广东省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另有长篇小说《围龙》、《大迁徙》等也获文学界较大反响。
作家一定要有开放的思想和心胸
程贤章：我收到你的那本《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之后，连续几天都在认真拜读，写的很多旁注可以算作我的读书笔记。省作协党组书记廖红球见我读得这么认真，建议我与你进行一次推心置腹的对话。贾平凹是我心仪的作家，你是我十分关注的青年评论家。你这本书的可读性很强，这是一般评论很难做到的，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能一口气一字不漏地读完它，就是因为它的可读性。第二是因它的启迪性。书中探讨的问题，谈的是贾平凹，其实谈的却是许多作家创作时面对的苦恼与困惑。你对贾平凹的作品有这样的评价：“既有现代意识，又有很强的可读性，这可能是他的作品能够获得商业成功的重要原因。”这句话，很值得广东作家认真研究。你还在书中这样说：“学西方，归根结底要实现中国化。一是必须有新的观念，再就是要有丰富的本土生活。”这就超出了两个人对话的范畴，涉及到了中国文学的根本问题，我建议广东作家都读一读这本书。三、贾平凹几乎每出一部作品都会在读者中引发激烈的争议，其中以《废都》为最。十年来，《废都》遭到的待遇，对作者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你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给了《废都》以较高的正面评价。尤其是你说贾平凹的作品有一个非常强的“中国外壳”，非常形象和准确。关于《废都》，十年来没多少人敢谈论它，似乎成了一个“雷区”，就是贾平凹本人涉及到这个话题也马上绕开。你能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以科学的、理论的和公正的观点评论《废都》，澄清了社会上的杂音，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事。四、这本书还谈论了贾平凹的语言特点，他确实是写小说有小说的语言，散文有散文的语言，随笔有随笔的语言。说他建立了自己的语言体系是毫不夸张的。这一点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广东作家所不及的。五、你在书中谈人生、谈宗教、谈生死，这些体会超越了你的年龄。你说中国作家缺少宗教意识，我非常赞同。因为中国本身并没有产生宗教，儒学不是宗教而是一门学说，老子的《道德经》基本上也还是一门学说。现在中国流行的宗教都是借外来的。佛教是借印度的，耶稣基督是借欧洲的，伊斯兰是借中东的。你在书中反复谈到“敬畏”这个词，认为一个人要学会敬畏。确实，法律是对人是外部的约束，“敬畏”这两个字是对自己灵魂的约束。人没有敬畏就会无法无天。我对你在书中谈到的这两个字非常欣赏。你谈得很到位，谈得很好。
谢有顺：一般来说，像程老师您这种年龄的人容易在思想上流于保守，但通过刚才的交流，我觉得您的思想是相当解放的，而且很容易接纳新的东西。我尤其没有想到，你对《废都》会有那么高的评价，而且敢于表达自己的喜欢。我相信贾平凹听了会感动。贾平凹曾告诉我，《废都》大受批判的时候，季羡林老先生叫人传话给他，说《废都》“二十年后会大放光芒”。这话使贾平凹一直感念至今。其实，不必等到二十年，就在前几天，贾平凹就在给我的电话中说，《废都》马上就要再版了，他还将他为《废都》再版写的序言用快件寄来给我。这个事件很有象征意义，它一方面说明我国的文化政策越来越开放，另一方面也说明一部好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折磨的。抱着陈腐的思想观念从事文学写作，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应该看到，文学是发展的，思想也是不断更新的，无论是艺术手法还是思想观念都在变化和发展。作家一定要有开放的思想和心胸。
程贤章：对你这个问题，我想从两方面讲。一方面，作家都不希望别人说他保守，他也是希望进步的，包括有些看起来比较保守的作家。只是他的周围环境和阅历限制了他，使他对别人提出的新问题不可能一下吸纳，容易让人感到思想上的偏旧。我也曾让别人说过保守，而且还有人写文章在报刊上骂过我。我希望包括你在内的评论家们把我们看作解放的对象。思想解放在这个“转型期”应该有个渐变的过程，不是你希望他思想解放他就能思想解放的。我主管广东文学院的时候，一些老作家主张婚外恋的题材不要涉及，说写婚外恋就是“贩黄”。但我不赞成。从这点看，似乎我比他们的思想又要解放一些。但比起你们这些上世纪７０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就又显得保守了。年轻的作家和评论家也应该开明一点，允许别人有一个停滞的时间，有一个转型的时间。
文学的力量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
谢有顺：我认为，一个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思想解放一些甚至偏激一些也没关系。因为思想的解放和偏激恰恰可以给他带来一种冲击力，使他更快和更多地触及到崭新的领域。人是很奇怪的，尤其是文学，慢慢地都会有一种回归的趋势。他不会一直激进下去的，也不会一直充当先锋，先锋也会有回归的时候。有些作家刚开始时特别迷恋西方那些最新的探索性的作品，到了他成熟一些的时候，他也许又会开始喜欢唐诗宋词，又会开始认同本土文明。前些时候我在昆明，和三个丹麦人聊天，他们问我：“你们中国现在到处都西方化了，哪里还有你们自己的东西呀？”他们看见满街都是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就以为中国文化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死亡。我对他们说，文化这东西没你们想像的这么简单，文化不仅是一些符号，它还是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的东西。中国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是任何西方化潮流都无能为力的，比如，中国的汉字文明，中国的家庭意识，中国的饮食起居，这些也是文化。西方化许多时候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还是中国的，并没有你们想像的那么脆弱，好像一瓶可口可乐就能把中国文化打败了。比如，一些小孩子或青少年会喜欢喝可乐、吃肯德基，但很奇怪，中国人一过３０岁，往往又会变得喜欢吃中餐了，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回归。文学也是如此。作家年轻的时候，也许会特别喜欢那些创新、独特或者离奇、时髦的东西，但接着往前走，他们又会慢慢回到那些朴素的、基本的、永恒的事物中来。我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文学是一个伟大而宽广的世界，它能将人调整到最为正确的位置上。
程贤章：是的，沟通很重要。就说廖红球，他的文学观和我的差不多，甚至比我还要正统。他和我谈起过你，他说他对你说过：“谢有顺，我知道你比较新锐，但要记住，我在影响你，你也在影响我。”这说明他也意识到你们之间在互相兼容。西方的文化和东方的文化也是在互相影响的，谁也不容易吞掉对方。你在书中曾说道：“中国文明虽然遭受过打击和挫折，但它在根上还是延续了祖先的文明遗产，这种文明遗产至今仍在表现出它的生命力，我想无论是全球化还是美国化，他们在面对中国５０００年文明时，恐怕也会感到束手无策。”你这段话写得很好，我在旁注里是这样写的：在中国年轻一代文学家中，像贾氏、谢氏这样为中国５０００年文明自豪的人不见得很多，现在很多人似乎觉得中国的古文明不行了。我觉得你这本书很有思想性，你的论断和信心让我们这一代人欢欣鼓舞。
文化的价值在于它的差异性而非一致性
谢有顺：经济全球化我并不反对，每个人都有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和权利。如果没有世界性的技术交流或者经济交流，这种良好愿望便很难实现。但文化方面我不赞成全球化也未必能全球化，因为文化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差异性而不在于它的一致性。文学和文化如果没有差异，它就无法有自己的个性，也无法拥有自己的民族性。应该把经济上的全球化和文化上的全球化区分开。文学和文化创造应更多地强调差异和个性，只有差异和个性才能体现你的价值。过去，我们有一种不好的思潮，总想抹煞文学和文化创造上的差异性，用一种整体的、单一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作家和艺术家，这种文化政策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失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真理。当然，文学和文化上的差异性也不能成为我们封闭自己的理由。有些人过于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似乎觉得我们不需要与国外交流，不需要吸纳一些好的东西，这是另一个极端。
程贤章：你所说的两种情况在我们中国和广东文学界都存在。一种是不要差异，希望中国与美国等国家一样。其实，这是不现实的。就拿中国人和欧美人对书法的态度来说就有很大差异。他们对自己书写的文字大多只是当作一种表意的符号，而我们很多人写字都有一种艺术上和技法上的追求。中国不少人对书法有很浓烈的兴趣，这是很多西方人难以理解的，这就是文化差异。我们中国文化的差异不但体现在与西方的差异上，也体现在各人之间的差异上。比如贾平凹和路遥、陈忠实等人的风格就都不一样，彼此都有很大的成就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差异性不能抹煞。如果因为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而抵制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甚至它的艺术技巧，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如果借鉴或吸纳西方文化中的东西都不允许，都被认为是对中国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叛逆，我是不赞成的。
谢有顺：我觉得真正伟大的人和真正了不起的作品是经得起各种力量的折磨的，不会那么脆弱。但有一些人总把我们中国的文明想像得过于脆弱。我为什么会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因为我太了解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创造过什么。一个曾经创造出孔子、孟子、老子的国家，一个曾经创造出李白、杜甫和曹雪芹的国家，绝对不会那么容易就被别人摧毁的。这样的担心，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作家害怕被人批评？也是因为他没有自信，他不相信真正优秀的作品经得起各种人的批评。我常说，真理是不怕反对意见的，好的思想是不怕别人误读的，真正有才华的人也是不怕被别人批判的。
广东作家要力戒浮躁，要沉得住气
程贤章：你刚才说到作家害怕批评，我也想谈谈我的看法。中国的批评，特别是经过“文革”十年，它往往变成了“打棍子”，将批评变成了批判，这样的批评谁也受不了。在广东，欧阳山受批判，秦牧受批判，陈残云受批判，在梅州，我也受批判。我那时连长篇小说都没有写，只是写一些短篇小说，他们说篇篇都是毒草。一批判你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要进“牛棚”里去了。这种批判，让人到今天还心有余悸。像我们这代人，一看到自己受批判，似乎天就要塌下来了。这确实是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当然，我同意你刚才说的，作家不应该那么脆弱，真正的文化和文学也不应该那么脆弱。“文革”时批孔夫子批得够厉害了，但今天“四书五经”依然受着千万人的崇拜。欧阳山批臭了吗？事实上是越批越香！秦牧给批臭了吗？至今他依然是广东和中国的散文大家！包括我程贤章也没有给批臭呀。前些时候，常务副省长钟阳胜到梅州调研，看到我捐献的图书室，他对梅州市的负责人说：“建文化大省和建文化梅州，程贤章是你们的品牌。”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不应该害怕批评，真正的学术和文学是批不倒的。
谢有顺：确实，要把批评和批判分开，要把说理的学术性批评和人身攻击、行政打压分开。在这一点上，中国已有很大的进步。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说理的、学术性的、真正对作家有帮助的批评还是太少；说好话的、吹捧的，甚至自己花钱办研讨会让一堆人来说好话的情况还不少。这就导致了一些并不好的作品跟真正好的作品混杂在一起，良莠不齐。那些有办法找到钱炒作自己的作家，他们写得不好的作品也有可能大红大紫；但真正寂寞地探索、专注于创作的那些作家却可能因为没有更多出场的机会而被读者忽略了。
程贤章：你所说的情况表明了我们作家的浮躁，如果说要给广东作家和给我开药方的话，这个药方就是要力戒浮躁。一些作家往往就是沉不住气，总是想着怎么冲出去拿奖。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这样往往会让我们的创作事倍功半。广东的作家还是欠一个“勤”字。刚才你也谈过作家的禀赋问题，我向人家说过，我写不出大作品，是因为不具备写传世之作的才华。就说贾平凹，我不相信他的生活积淀或者读的书比我多得多，但我就是写不出他那样的作品，这是才华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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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SRC-170)
(作者：)
(编辑：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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