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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我永远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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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10日10时13分 来源：星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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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被长江文艺出版社称为“将引爆2004年书市”的《沙床》提前出版了。这是被称为“美男作家”的葛红兵继《我的N种生活》后又一长篇小说，是一部反映当代高校生活的忏悔录。12月2日，本文作者通过邮件对正在新加坡讲学的葛红兵进行了专访。
《围城》没有地位
记：出版社称“这是一本纯粹的学院小说，是一部《围城》式的知识分子作品”。你认为它从哪个角度与《围城》类似？文学地位还是其他？葛：之所以有这个说法可能是因为这个小说里有一条线索是写“大学”的，里面写了一个“哲学系”，评职称、下岗等等，主要是反映知识分子教授“治校”，那种所谓的民主治校的情况。其次，我想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精神状况。我写知识分子，不是高高在上地写，而是把自己放进去，所以，你会看到，钱钟书用第三人称，我用第一人称，我要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全盘地展示出来。钱钟书是嘲笑知识分子，我不是，我是悲悯知识分子。
文学地位上，谁也不好说。我不认为钱钟书的作品有多么了不起，《围城》实际只是一部聪明的小说，没有什么思想史、文学史价值。我也不会和《围城》比地位。因为我认为《围城》没有地位。
“情色小说”不算误读
记：小说的主人公诸葛是个大学教授，年轻的博导，以文学著称，还取得了新加坡人力资源部的签证，这与你的经历十分相似。你是否介意把它看作是一本“半自传体”的小说？葛：这个小说形式上用了郁达夫体——“自叙传”文体，是那种以“我”为中心，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的，看起来像是作者的自传。但是，专业的阅读者应该知道，小说里的“我”是且仅仅是一个小说里的主人公，并不是现实里的作者。他是作者假想出来的。
当然，所有的小说中都有作者的影子，有作者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观念在，和作者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小说是不存在的。
“小说”中的“我”可能有现实中的葛红兵的影子。但是现实中的我绝对不是“诸葛教授”那样的人。至少诸葛教授有绝症，我没有；诸葛教授有女学生爱他，我也没有；但是，我有家庭，也很美好的家庭，这是诸葛教授没有的。记：小说中诸葛与张晓闵、裴紫、罗筱等均有或多或少的情感及肉体关系，因此有人把它归为情色小说，这是否是一种误读？诸葛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当前的高级知识分子？葛：说它是情色小说可能也不是误读。因为我认为读者有权用自己的眼光来解读作品，作为作者我是没有权力要求读者怎么怎么读这部书的。
诸葛能不能代表知识分子？我是不相信“代表”说的，他如果必须是个体，就不能代表群体，更何况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非常庞杂，不统一，不好代表。
但是，他在一定范围内有典型性。
这是一个物质发达，但是，精神并不一样发达的时代，我们在信仰上有欠缺，我们心里没有信念，在死亡、爱情面前没有恒定的勇气。包括知识分子。我写了这样的知识分子。
文学就是批判
记：小说对高校师生恋提及较多，有媒体借以提出“乱伦”的字眼。你是否同意这样的提法？如何看待“师生恋”？葛：真正伟大的情色是不为我们这个世界所理解的。主人公“我”和“我”的学生“张晓闵”之间的爱，是最美的，小说把最美的内涵赋予了这种爱。
伟大的情色必然是对常态生活和道德的挑战。“师”在汉语语境中有“父”的含义，“生”有“子”的含义，师生之恋包含了某种乱情的惊惧在里面，它显示了“师”的晕醉倾向；另一方面，“师”是成熟的，“生”是不成熟的，师生恋又暗含对“师”的道德高要求。这是非常矛盾的，它包含了某种悲剧性因素。
我赞美伟大的情色，如果我能写出这情色的万分之一，我就感到满足了。
但是，我的小说在这方面还不够格，我得承认，这不决定于一个作家的智力，而决定于一个作家的生理水平。我没有那样的身体力量，写出我心中最辉煌的情色。记：《沙床》书写主人公的情感生活时，也对大学体制进行了揭示和批判。但我感觉前者多了一点，后者少了一点，揭露得不够深刻和彻底。这是你的初衷还是刻意回避？葛：是啊。这需要勇气。本来两条线索应该平行、平等，但是，后来自己也害怕了。也许以后会重新积聚这种力量。我倒不是说一定要批判大学体制，其实我所在的大学非常好，同事和领导对我都很好。但是，文学就是批判啊，总归要写你看到的欠缺，批判才更有价值，批判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欠缺，可以前行。记：全书的情节一直以伤感的笔调行进，诸葛从回避爱到寻求爱再到沉浸于爱中死去，结局与王朔的《过把瘾就死》类似———寻求爱的真谛，爱在死亡中永恒。你如何看待王朔及他的作品？葛：我非常喜欢王朔。把王朔看作是我的同道和朋友。事实上我最近刚刚编辑了一本《王朔研究资料集》。我对王朔的评价很高。
我永远是一个“农民”
记：小说中不少地方提及哲学思想，大段引用文学名著，主人公之间谈话交流也多涉及学术理论，令一般读者看得一头雾水。这是不是有“掉书袋”的嫌疑？葛：我是个学者。我愿意我的小说里也有思想的光芒。许多读者可以跳过去，但是，我不能，我写的时候，那些段落对我来说更重要。这个小说如果有学者特性，也就在这里：它是一部用思想写出来的小说。
中国作家中真正用思想、信念写作的人太少了。张承志是一个吧。记：你是学院作家，但小说被称为“极具商业价值”。你如何把握二者关系？葛：我不在乎小说的商业价值。老实说：这个书稿当时有书商说可以起印6万，但是，我没有给他。我和长江社谈，也没有向他们提什么条件，包括版税和首印数。有些媒体的说法是不对的，我的版税低于12％，首印数我也没要5万。
我不想谈这些问题，我是写书的，写出来了，任务就完成了。
再说，我也不像一些作者那样需要稿费。这个书的稿费对我来说也就是我现在一两个月的工资。你可以想象，我会为了两个月的工资去认真对待它的“商业价值”吗？不会，不值得。记：除了小说之外，你的随笔与酷评以新锐大胆著称，数次掀起思想、批评旋风。有人说是“高度的智慧、敏感的性情、惨痛的经历，造成了葛红兵在文坛上的反叛姿态”。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早年的经历给了你怎样的性格？葛：也许是对的。
我从小敏感。我3岁的时候，我母亲有一次抱着我哭，她说：你以后怎么办呢？你不得了啊，你要受苦的。
我的确受苦了。但是，我感谢我的生活：我生在农村，我得到了苦难的教育，不平等的教育。
我永远感谢我的出身，永远秉持我的出身给我的勇气和立场。我永远是一个“农民”。我在精神上将永远和我的农民兄弟们站在一起。记：在各种称谓之中，据说你更倾向于作家和老师这两个职业。但事实上，随着知名度的提升，美男作家，学术明星随之而来。你如何看待“学者作家明星化”？余秋雨现在的路子是你所希望的吗？葛：如果明星化可以为我带来更多为“农民”说话的机会，我愿意明星化。我喜欢老师这个职业，但是，无论我从事什么职业，我的身份在这个国度里将永远是“农民”。
《江南时报》 (2003年12月09日 第二十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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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SRC-1510)
(作者：)
(编辑：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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