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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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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4月06日17时59分 来源：星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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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名称：士与中国文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余英时
出版日期：2003-01-01
■ 余英时先生的新版《士与中国文化》较之旧版(1987年)，增加的是关于宋代至晚清的4篇文章，但恰恰是因为他的目光向晚近延伸，使他在新版序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他认为在16世纪，中国士的传统发生了内部的断裂。
余英时语录：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本书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本书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我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我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在一个无论对于生活还是对于读书来说的非常时期，重读余英时先生的新版《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2003年)一书，心中别有一番滋味。类似“非典”这类夺人性命的流行性疾病，曾在中国古代频频发生，据说建安七子之中，除了两人早逝之外，其余便都葬送在一场“大疫”之中，严重程度远甚于医术进步的今天。对于那些勘破红尘、放荡不羁的名士而言，他们在面临这种社会危机时究竟是何种态度——是如平常时期正襟危坐时的高谈阔论，还是为发泄不满故意装出来的疯言醉语，成为我此刻最想知道的事情。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几乎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但事实总在提醒我们，那话的确有理。余英时先生在旧版《士与中国文化》的8篇文章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关注东汉到魏晋时期的士人。那个时期人民离乱，战乱不已，大疫一过，人口顿减。以修齐治平为追求的士人侥幸逃过一死的话，也不能不为之动容，也不会安然若素地坐在那里只是冥思人性与天道。余先生本书没有关注到这类问题，盖因那时的写作环境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时的思想史更集中于形而上。
余英时先生的新版《士与中国文化》较之旧版，增加的是关于宋代至晚清的4篇文章，但恰恰是因为他的目光向晚近延伸，使他在新版序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他认为在16世纪，中国士的传统发生了内部的断裂。
我极力想找出他所谓16世纪传统断裂的特征性描述甚至概括。他在新版序中讲到宋明理学之间的异同，认为朱、陆都还津津乐道于为帝王师，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到王阳明则对讨论政治索然失趣，认为晚明以后士大夫的实践已从朝廷转向社会，即从政治取向转为社会取向。他认为在这种转向的背后，一是专制君主权势陡增，已容不得士人在旁置喙；二是此时许多人弃儒业贾，商业风气影响到士人的行为。似乎余先生认为，元代以前的士大夫恪守明道救世的原则，具体的方式是修齐治平的逻辑顺序，而明以后的士人则开始放弃、或至少是改变此类原则和做法。
我并不怀疑16世纪是一个传统断裂的时代，无论是从社会、经济还是思想的层面，都可以找到许多表征。但我却对余先生的论证过程心存疑惑，因为历朝历代的士人，都有得意和不得意之分，得意的人则如余先生所说，在皇帝的旁边大肆鼓吹，希望他接受自己的政治哲学解释，然后进行与此相合的政治实践；失意的人恐怕就失去了这样的兴趣，即使未变得愤世嫉俗，也会采取别的方式，消极一点的就遁世，积极一点的就做些类似“乡村自治”的工作。但是心里希望为君所用的念头，却是多数士人不曾打消过的。
因此，且不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与王学之间本来就颇不同，拿这两个人来比较或许也不尽适当，即王阳明自己也有做巡抚前后、平宸濠之叛前后的思想变化。晚明时期著名的在朝派张居正不必说，著名的在野派东林党虽几经摧残，还讲究“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时刻窥伺朝廷政治的风吹草动。哪里有不讲政治的意思？即使到了晚清戊戌变法，康、梁辈还不是要争取皇帝与自己同心同德，方有成功的可能？
问题可能出在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问题的出现都使宋代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一是余先生已经注意到的，即科举制和文化普及造成的士人群体的扩大和出身的复杂化。从西周到战国的士人身份变化十分重要，其贵族身份弱化，但毕竟在社会上还是极少数精英，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们关注问题的范围。他们是由贵族而来的士，考虑的问题与贵族必有一致之处。宋以后的士则多由庶民而来，他们考虑的问题自然有所区别。这时的士人变得复杂起来，从这里挑出一些人与前人比较，必须考虑其可比性。
二是如本文开始时所述，当我们讨论士人、特别是其中的思想家时，思想史的研究者多注意他们的救世理想和其中的哲学内核，在不同程度上忽略其面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所做的基层社会实践，而后者往往为社会史的研究者所关注。就在宋儒关注性命道理的同时，他们也做了大量社会实践层面的工作。范仲淹、欧阳修、朱熹、真德秀等人在宗族建设、乡土管理、信仰与风俗等方面的工作，直接开启了明代士绅的救世之路。
这里并不企图否定晚明以来传统士人群体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实“士绅”或者“绅士”等词的频出，就是研究士史中的重大课题。关于此，无论是国内还是日本、美国，都有大量优秀成果出现，但在余先生这样的以士为主题的专论中，特别是在讨论16世纪土传统的断裂时，似乎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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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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