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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凭什么惊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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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6月30日10时40分 来源：星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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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的中国文化正处于一个娱乐时代和产业时代，越来越日常化和世俗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从一个文化守望者的眼里看去，当代中国文化缺少一种内在的支撑力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诚信危机、信仰危机，乃至人们日常生活中文化模式的消解，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最近，有本书叫《纵横天下湖南人》，从曾国藩、左宗棠，到魏源、谭嗣同，再到黄兴和蔡锷，从守旧到维新再到革命，描写了湖南人创造的半部中国近代史。其中有这样一个扣人心扉的问题：湖南人凭什么惊天动地？我认为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些湖南人有一种文化的支撑力。
湖南人的文化支撑力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是湘楚地方文化。
中国儒家经典曾惨遭到后世儒生的实用主义支解，比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文化秩序，就消解了孟子“民为重，君为轻”中的国家主义文化精神。作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正是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这种国家主义文化精神。他一生勤政好学，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无人能出其右。要说篡位为帝、祸乱国家，曾国藩可比袁世凯更有力量。正是一种文化信念，使曾国藩没当历史小丑。
“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这是地道的湘楚文化精神。当中国近代革命处于梁启超所说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关键时刻，湖南人谭嗣同沿着历史的选择，头颅一掷，义薄云天。我们从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湘楚文化的精神传承。
本尼迪特克分析日本文化模式的名著《菊花与刀》，从刚柔两面写尽了日本人的文化精神，使我们看到日本在近代史上崛起的文化力量。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从新教伦理中继承的文化支撑———西方人源自新教伦理的那种心灵敬畏，使他们在遵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范时，更容易产生一种类似先验的自觉。
横看竖看，无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时代，都应该具有自己的文化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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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SRC-2056)
(作者：程水石)
(编辑：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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